“建筑幸福”

                                                             ——杨振昆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张雨凡、李佳乐、周汝焱、朱薇

地点：yl6809永利官网映秋苑

杨振昆，教授，硕士生导师，1966年毕业于yl6809永利官网中文系，1978年调入yl6809永利官网工作，曾任yl6809永利官网中文系主任。

杨振昆：今天见到你们来做我们永利的口述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历史的记忆。口述史，它比文字记录会更好更真实，好，谢谢。

采访者：杨老师您好。我在《云大记忆》中曾经看到过您写下的《我拾起了一枚金色的银杏叶》，您从1966年的时候在云大中文系毕业，然后又在毕业后回到了云大中文系任教。您做过学生，也担任过教师和中文系的系主任，想必您对云大中文系的发展是最有发言权的了。那么我们想请问，在云大中文系有没有什么事情或者场景给您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者说您还记得您刚刚进入云大时的情景和心情吗？

杨振昆：我们是yl6809永利官网最特殊的一届，因为yl6809永利官网都是像你们4年制，我们是在学习期间改成了5年制的。但是改成5年制，这一改就改糟糕了，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的话，到了68年才拿到毕业证，才开始分配，就等于是博士都读出来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很特殊的年级，而且对yl6809永利官网的中文系，也就是永利有着最特殊的记忆，因为经历了整个文化大革命，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所独有的记忆。

我是1966年走进云大的，那个时候好兴奋，我一个同学来接我，扛着我的行李，走上95级台阶，我觉得登到这样的高处已经不错了。那个时候我考上yl6809永利官网，我的爷爷（我的祖父）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我那些邻居说他“中举了！”“中举了！”。这不是中举，但是家里人很高兴。我觉得，yl6809永利官网的6年生涯，到66年，我们觉得是很充实的，而且是那个时候yl6809永利官网中文系的记忆。

中文系的记忆最好的就是老师群体。老师都是非常强的阵容，文章讲的好。你比如古典文学，有张文勋、江逢僧，还有傅懋勉这样的一些教授，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学贯古今的。我记得张文勋先生他讲《桃花源记》就讲“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就是讲为什么是“晋太元中”，而不是“晋太康中”或者晋代的其他的年号，为什么“晋太元中”。他没有讲稿，旁征博引在黑板上写了引了很多的诗， “晋太元中”4个字讲了两个小时。我想的话就是，我们后来的老师要能够赶上当年的老师的那种学识、那种记忆力、那种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力，我们就都好像差了一辈子了。而且不单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也是有一些老师。比如大家熟悉的、才刚去世不久的蒙树宏老师，他是鲁迅研究的专家，在全国都认可的。另外是全振寰先生，全振寰先生他是教现代文学，也是大家很钦佩的，因为那个时候叫全先生，他是全老师，那叫全先生应该说是很敬重的老师。还有一个就是王兰馨先生，她是宋词专家，是李广田先生的夫人，也是非常亲切、非常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古典文学老师，就是刘尧民先生。刘尧民先生，他原来当了很长时间的系主任，是先秦文学的专家。那么刘尧民先生的话，对我的影响还更大一些。然后现代文学刚才说的有全振寰先生，有我们鲁迅研究的专家蒙树宏先生，那么一直到我们后来的现代文学，应该说都是后来发展的，李从中老师，还有岳文志，这些都名字都很不熟悉了。后来的话，我们的教研室还算是比较强的，我是1968年回到北大，回到云大。那么有一些年轻的先生，这些年轻的就当时没教过我的书了，是我后来的同事，所以教过我们的人的当中的话，这是，古典文学的，还有但是遗憾的是刘文典让他走了，他在1958年走的，我们1961年进来的，但是就是文艺理论有尤其是张文勋先生的古典文学理论，那是相当不错的。然后还有文艺理论几位先生。现在回想起来的话，因为我对当时这个古典文艺理论的张文勋老师印象很深，就把其他都忽略。其他的老师的话，古典古典文艺理论研究上还有个郑谦先生，郑谦先生后来到了到了社科院去，也是很厉害的。还有就是就是岳文志的夫人李煜华先生，李煜华老师，现在还健在，但已经好像不能下楼了。语言学方面有吴进仁先生，他也是教古汉语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张耀廷先生，还有就是yl6809永利官网副校长李兆同。李兆同先生他是教语言学概论的，所以在中文系这三个领域是最重要的领域，这三个领域当中都有非常强的教授，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学得很扎实。我们在5年的时间里面，只有大概半年的时间，是到大理去搞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的话，大理四清运动是1964年，本来搞一年的，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年就回来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难忘的记忆，因为都是走到老百姓家里面，大理就在大理，你可能不知道地市区，地市区是一个村子，它是满江公社，那叫满江的。当时离凤仪只有7公里，离下岗7公里，刚好在中间，我就分在地市区域。在工作队那段时间是非常难忘的，因为我在工作队当中和老百姓接近得比较多，我当时住的那个家里面有两个女儿，一个后来结婚了，我在的时候结婚的，但是我没有能够参加婚礼，因为他找的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家庭有问题的小伙子，还是高中生，他跟我实际上很接近，但是因为他的家庭的原因，他最后很惨。他在生产队里面劳动也不行，也挣不得什么工分，家里面看不起他，公社里面也没有用他。后来他们离婚了，他回到凤仪，凤仪的小伙子，后来因为在那里没有工作，就偷鸡摸狗，为了维持生活，后来他被他哥哥用顶门杠打死了。后来他的妻子怡珠很可怜的，后来又嫁了人。我们在那里的话，可以说体会到了农村的生活。我还背着这个背箩和他们上山去拾粪。拾粪的话是，我那时候冬天穿着棉衣，那牛粪、羊粪、狗粪都往里面丢，但是有的粪是湿的，所以当我下楼的时候，然后回到村子里的时候，这背萝一放下来，生产队他们都看到，“哎唷，你的背脊都被印黄了，那些粪水怎么办？”免得计较，我说没关系。他们看到我实际上都是没有什么芥蒂的，所以我在农村可以说受到了锻炼，我后来写的散文当中又写了那段生活的。我临走的时候，他们很舍不得我，舍不得我，用白族话来讲，是“舍不得啰”，那大嫂大姐你送我出村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把我留在村子里面，但是不可能的。这是我在工作队的记忆。工作队的话，我觉得。总部就在就在满江公社，满江公社就在满江公社，就整个工作队是由李广田先生带领下去，这工作队我觉得很。工作队的时候我母亲生病病重，家里面都怕影响我。就是我姐姐用母亲的笔迹跟我通讯，后来是到我工作队结束的时候，才叫我到我哥那去，我哥在景东。到了景东，我哥才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那个时候我痛哭流涕，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这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在yl6809永利官网最重要的记忆，可能除了学习以外，就是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清什么呢？清那些四不清的份子，你比如账目上不清，或者和地主地方还有什么关系等等。此外，我觉得还有一点不近人情的就是，这个白族最重视的火把节，他们会在电灯杆绑上一些名字，就是那些名字，你们知道的吧是吧？就是有松油的那些木材拼在上面，上面就要点点火把，然后彻夜狂欢围着火把跳舞。另外呢，每家都是扎着小的火把，那么孩子从这里跳下去，跳着过来跳过去，火把上就坠着很多的水果。水果掉下来，小孩就抢着吃，那本来应该是很好的事，可是那个时候总部来的通知：“工作队不能点火把”，你的村子如果起火就拿你试问，不能点火把，说这是封建陋习。我觉得我也感觉到很难过的，就是在大理四清运动让他们火把节没过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当时我看到了那个是在白族上的大本曲，这其实是他们民族非常有特点的。那天在有月亮的晚上，在赛场里面，大家都要抬起小凳子坐着就轻了一些，上当中去这躺着闲着，唱的句子叫做九命七言那种情景对我印象很深，但是一句都听不会听不见。后来我背着房东家的小女儿，背着她回家，让她休息，我也就休息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理四清的一个很难忘的记忆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家的这个彝族女孩结婚了，找了凤翼的小伙子，但是是因为他们家有问题，我住的这家是贫下中农，那家可能是反革命分子家族，所以就不准我参加他们的婚礼，他们非常希望我参加婚礼，有工作队参加啊。但是就不行，所以我只有坐在他们的房子内室里面，他们在外面请客，然后把端东西到里面给我吃。那个时候的四清运动本身，我觉得现在看来也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种。那时候清的话就四不清啊，就是，就打击了一批人，特别是那个，有的是那个，就是会计啊、队长啊，就是查出小小的问题，就批评啊，但是那个批评就还可以说算稍微没有后来的那么厉害，就批评，就审查，就处理。所以这一段时间是我在人生当中是不能抹杀的记忆，也是我学生时代不能抹杀的一个记忆。那么后来在学校里面的话，到了66年， 7月份就应该毕业了但是五一六就发了通知，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作为红卫兵的话就更不能够啊，就不能够离开。不能离开的话，我这个时候，我就只有，就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我记忆当中最难忘的几件事情，就是在学校里面也是造反派的，不是，我不算造反派。这造反派的话就是要批斗李广田校长，还有刘尧民系主任，李广田校长和刘尧民先生，都是我的恩师。李广田先生，他虽然没教过我，但是我写的散文，我给他看了以后，他帮我改了以后推荐到《云南日报》发表。刘尧民先生，他是编的《先秦文学史》。那个时候因为我的文学功底、写作能力很强，就要我去帮他做助手，就编《先秦文学史》。这两个人都是我当时，当时呢，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实际上造反派也就说，杨振昆，你要来揭发他们，你是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你要去揭发他们。叫我在大课堂批判他们两个。我那个时候我怎么办？我的恩师我可以批判吗？我想我是不行的。但是对这些人的话，我惹不起但我躲得起，我就离开学校了，躲过了那场批判。我后来想一想我躲过了这个批判是非常明智的。那个时候批判他们李广田和刘尧民是挂着个大的这种反动学术权威地主分子，挂着这样的大的牌子挂着，挂着头都低下去，一根铁丝勒着脖子，勒得很厉害，然后他们批斗完了以后就游校。刘尧民先生在游校的过程中，心脏病突发就去世了。所以我想如果时候我去批判他的话，我去批判他的话，我一辈子都会不安心的，所以。也导致了我的经历当中有一个和所有人不同的经历就是，在学生当中就我后来没受到批判了。我去北京，啊，因为当时我是学校的文革的文章组的成员。那些批判文章写批判什么《五朵金花》，《林家父子》这些这样的文章，那都是大事情。但是，当时校党委书记校党委书记跟我说过，他就让我好好干，干了以后，将来把我推荐到省委办公厅，好像有很好的前途。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做这个。我第一批到的北京，9月15号去见了毛主席，所以见毛主席，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在下面，我们在下面，就是这样子。毛主席大家很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但是远远地看见聚光灯下看不见毛主席的像。见了毛主席回来以后，带的红卫兵的袖套是同班的一个女同志给我绣的是红卫兵三个字，就是当时跟我一起到北京的，是第一批带上这红袖套。回来以后，这个，在班上就组织了一个批判会，我觉得大家很亲切的一下子就都，大家都什么，脸色很难看，就说“杨振昆，你来我宿舍一下。”因为宿舍只有10多个人同学在里面坐着就批判我，批判我是修正主义的孝子贤孙。那么这个，是这个资本、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啊，是什么，就批判，然后批判没有什么说，就说你的交友路线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交友路线，说为什么不跟我们贫下中路之列处得好？就是跟一些出生不好的处得很好。给我带上红卫兵袖套的女同学，说是我冒充红红卫兵到了北京，当时红卫兵袖套也是她给我带上的。当然这个事情，后来她后悔了，痛哭流涕的跟我说：不应该这样。这是文革当中，文革当中我们学校的话是炮派的。分为炮派和八派的，炮派的就是指挥部就是yl6809永利官网。我们中文系又独立成立了这个叫做井冈火炬，井冈火炬。他们要求去当宣传部长，我说我不去我不会干这个事，那么我就到社会上，就到文化馆里面，在办工农兵文艺，就办工农兵文艺一个刊物。在文革当中，除了批判这个事情很难忘以外，很难忘的就是外出串联。外出串联的话，是那个时候是拿着一个创联证给搞创建，全国坐车坐什么都不要，都不要票的。那个时候几个人约了我，还有一个是铁路上的人，他们的关系更广，又拿了个提名联票，就在全国跑了大概15个城市。看到全国的造反派的。他们参加活动，看到全国的大字报，那么睡在那些接待站，睡在地板上，都这样子，那个时间的话，很好的是我能够跑。大学生不出钱，跑了十几个城市的，这是很难得的事情。但是那段时间来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我没有去批斗，所以，但是批斗那个场景，我看到过的是，那个时候，在办刊物的话就要去采访。就，就是300号，300号是批判，一个走白头子，可能是造反派之后的。没有，我去的时候感觉太恐怖了，我坐在他们那边住在他们招待所也是很好的招待所。半夜，八派的，他们的独特的音乐“葵花向太阳，战士心向党”就响起来了。广场上垫子都在上面，哗哗哗就叫“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请来参加炮派的投资，刘家班的批判”。我已经看了一个刘家班，还有个老干部叫马建恒的批判。我也就跟着去看，看到那种情况非常的非常的可怕的，那就是手是这样子的是吧？我这样是偏了，两个手可能是脱臼的，你知道的，要从后面搬到前面来，然后头发抓了一把，一把他抓掉了。这个人后来也就批斗，后来也就，也就是以后就死掉了，没有消息。所以这是那个时候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斗争当中很残酷的那些场面，我体会到了一些，所以我也就不会去强调后来的什么武斗，批斗谁也好，我就都不会参加，这就是我的我们各党组织一个记忆深刻的经历。在大学期间就文革中还有一个记忆深刻的就是我在全班当中，我们班将近49个人，我们班当中只有我一个人和低年级一二年级的同学，他们组织了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叫做万里红长征队。我就那个时候我在被关着，每天都要训话，心情也非常的低落。就我怎么一下子成了孝子贤孙，就是修正主义呃苗子之类的。那个时候我是都被看守起来被隔离起来。我爬窗子出去和一年级同学一起就得步行了，从昆明一直走到了南宁又到了那个时候，就在路上可能有什么问题，这后面有讲。这个送我。这个，这个，这些东西拿着语录，毛主席语录，到一个地方的话，我们慢慢冒出新的，我已经注意到。然后后来又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一路走从昆明走到了师宗，然后走到了贵州的？还是然后从贵州到了广西的田东田里。那个时候很难得的是，邓小平原来有个有党史展览，有邓小平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叛徒大公贼是吧？就那个是展览馆不能开就封闭掉了。我们那个时候要求开开往外看，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是看到那些革命历史的教育，当时邓小平是在红四方面军，杜国清他们都在，有这样的游击队，我在那个时候就再走了两个月左右，最多的一天是走了74公里，走到了，当时我们走的很好的是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全国到上面了，就是毛主席要把这个火点到城市乡村各个地方，所以全国大串联，我们到的地方都有接待站，接待站非常清洁，除了吃住以外，给你烧好了热水让你躺觉。我那个时候翻过乌蒙到贵州，贵州到贵州兴义。贵州兴义的话，乌蒙山上是刚好是冬天12月份，冬天山上面树上都结满了冰花。我们看到冰雪的世界就非常的激动，拿着那个拔出来的草，冰结在上面，一摇叮叮当的像铃铛一样的会响，从那个山上跑下来，一路上山一路跑着下来，我的脚就可能是崴了一下，脚踝肿得很大，晚上就到了招待所，就用热水烫。然后到了广西它有那个治痛伤的药，叫药茶，你说那个时候当然第二天要走，他们说你要不要走，我说还是要走，那是毛主席的根本路线，我们一步都不能散，一步都不能散。那些驾驶员跟我们的红卫兵队看到我拄棍子脚崴着，红卫兵小将上车吧，我带你们走。那个时候他很亲切，那个时候红军枪根本没有什么用，当扁担挑着行李，这是很亲切的，而且红卫兵有着很崇高的地位。这一段也在学生时代很难忘的，就是文化革命到的时候。然后我一直到了南宁就停止串联了，全国发出停止串联2月3号。我那个时候非常难过的，我想着我再也不回学校了，同学都是这样子反目成仇。对我来说，这是没有想过的。人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再也不回学校了。管他分配什么分配我都想不出来，可是，我呢，我在到了南宁的时候，在南宁接待站的时候，人家看到我们的名单之后留一封信，是yl6809永利官网寄来的信，就我们班的同学那帮同学写来的信，那个信就是说杨振昆同学，我们知道你身体很弱，但是你参加红卫兵去长征了，我们知道是资产阶级反动向把你逼走的。我们现在成立了这个叫做红色顶风船长的队，红色顶风船长的队，已经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向。希望你回来。然后班上同学说回来吧。我在南宁的邕江大桥上拆开这封信，看着，那个眼泪哗哗地流，所以我想，在串联当中的话，这是也是很难忘的。还有我们坐车串联。很难忘的，你们可能不能想象，一个火车的卧铺挤了32个人。火车的卧铺本来只是上下铺6个人的，挤了32个人，我们就在上面用那个背包的带把两个床的联系起来，大家的脚插着脚就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那种挤的环境当中啊，32个人，我们在第三层。人的热气，那个冬天没有什么空调的，真的热得很。我们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带你们了解一下文革。我就讲给你们像听故事一样很好的。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解放军。解放军的话，他也是想要乘车走。乘车走的话，跟我们坐在前后的车厢里面。后来的话是已经车子那么挤了。厕所里面都站满人，厕所里面都站满人。我们上厕所的，我们可以跳，停站的时候从车窗跳下去，上来赶紧小便，然后再上，那女孩就没办法。大家就围起来让她，这个小便一下。但在那种环境中的话，已经人很多了。到了六盘水火车到六盘水，那么他们就车厢门都不开的，他们就扁担，你先想象着用扁担把那个车窗撬开，撬开的话就要上来嘛。上来的解放军的话就用手压，压这个车窗，一压可能压住他们一个人的手了，不得了。他们上来了。车门他们打开上来就要找讲话去。到哪里去了？当兵的到哪去了，找到你把你整死了。文革当中他们造反派是这样的，后来我们把他搀到，搀到车厢的三层楼上，然后把我们的衣服给他换上，救了他，后来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这是那些场面的话，我觉得很难忘的。我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别人没有过的经历当中，经历了文化革命。别人去批判的，我没有去批判。我觉得可能最重要的是人性本身的善良。别人这个去参加造反派当头头，我没有这样的夜晚。所以在文革到了分配的这个时候，我们68年分配的时候，那么因为学校的，分配，是由经管会在批准的，但经管会在五华山有个分配办公室，那么我们登山布置去请他们做分配工作。后来的话，但是因为我们是炮派。五华山的经管会的人都是八派，八派上见的，所以对云大的人都分得很差。我呢，好在是因为当年我发表过文章，大家知道我有写作能力。革委会，市革委会成立，就把我要到革委会的宣传组的新闻组去工作。我的工作也很突出，后来才去了一年，就提我的新闻组的组长，就是后来的幸福传播的新闻处处长这样的职务，那个时候才二十、二十、二十几岁，二十五六岁，那个时候当了新闻处长下面管着8个人，有两个都是县团级的干部，因为他没有解放，都是老干部，还有几个都是比我年纪大的，在以前毕业的一些师兄师姐这些管着8个人。8个人我没法管，我只有自己好好努力去工作。我去工作就是每天早出晚归去采访，采访了以后，然后晚上还写稿子，晚上经常写到两三点钟，有的时候早上五点钟起来写，然后《云南日报》发表文章最多的。政工组是政治部门下的，比宣传部还高了一些。政工组织组长，这是连景明，那个解放军非常好的。他把我介绍给了当时革委会的副主任，叫做李聪，李聪就说，说小杨这很厉害的，《云南日报》差不多天天都要他的稿子，翻着《云南日报》的一本稿子，他很有心地折叠好了来看，推荐我。就是，他很用心推荐，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时候写的东西很多。你们可是，如果作为中文的知道，新闻是易碎品了，发表过以后，就很快失去它的价值。但是我当年的话有几篇文章是他们非常，这个看好的。那个时候整个反应都很好的。一篇文章叫作《没有文字的学哲学讲用稿》，学哲学的讲用稿。因为历年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会就是学哲学的。那我这篇文章刚好是写了一个富民的花果山的一个老贫农，叫王朝中。王朝中是，他是被人称为小瘫，他生下来的，他脚就是这样的，走都是经常是爬着走的，可以起来走几步，一个小瘫。那么当时他还开了，开了个10多亩的山地，开荒了。我去采访他的时候，我到了，到了这个花果山，到了富民县。我看着精神太受感动。胸前挂着毛主席像，右边插着那种样稿，这边呢插着铲子背着爬到山上去，然后跪着把两只鞋，脱下来，跪下了，这个膝盖跪着，就在那里。天气很热，连狗都是在躺在，躺在一边，长着舌头才能喘气，但是他呢，还在不断挖地，后来就给他写了一篇叫做，就采访他们，就是，《没有文字的学哲学讲用稿》。为什么呢？因为他到了学代会上，我是学代会的这个新闻组的组长，就是整个昆明市的新闻报的都是我在管。那么他就讲，他就讲他说我们这个，这个当了代表，只是忘了常常走了一步，但是我，他指着这个画，我在走廊上看到，这边画了一只脚，那边画了一个箭头，那边画了一只脚，这边画了一个网，那边画了一个汽车，就说我们不能只凭着，这个对毛主席深厚的革命感情来做事，我们要这个，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不能只是这样。然后我们这边又是画了一个什么这一小块田，那边画的一大块田对吧？我一个人呢，只能开几十块田，我会给发动大家开很多田。喔唷这个，我一看很好啊，是画的这个字又简单，但是完全是哲学。一分为二是吧？有了成绩还要想到未来，想到未来怎么做，我就写了个《没有文字的学哲学讲用稿》。《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加了花边登出来的，登出来以后，后来当时这个在省的学代会上引起轰动。这篇文章，当时的政委叫谭甫仁嘛，就后来被杀害的那个谭甫仁，谭甫仁就是说批了一篇文章，打破了一个学哲学神秘论，叫大家都要学习这篇文章，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的很风光的事情。后来是叫这个小瘫王朝忠到处去走报告，他这说话也不怎么样的，要去做报告。后来我们政工组长连处长就跟我说，振昆啊，小杨啊你好好地去辅导他。我就王大爹，你现在说的话里头提起了毛泽东。后来去讲了到讲台上，我在讲台上听他，他还是讲个一分零二，以后但是大家都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做的事开放，都去忽略了这些东西，啊都很感人。所以我在市革委的话，学代会上可以做出贡献的。另外的话我在写的那些报道的，这个文章的话都是很，很受到大家的赞扬的。这个是你比如我写的一篇叫做周望，周望是写一个知识青年叫国金德，他已经是返回学校收回来了，到分配他到设计厂去工作了。但是他又重新回到了他在的上去，也很穷的，上去在那里。后来，结婚生子在那里，后来好多年后我去，他在瑞丽当了公安局的局长，这叫国金德。这个造化里面写了很感人，我们的行政部长说小杨你这边还报道写的长篇东西，这个太感人了。

采访者：老师您刚才给我们谈了一下您在学生时代的一些非常令人深刻的记忆，我们知道在这之后，您曾经担任过云大中文系教授，也在云大进行过任教，您在这段时间内有没有比较深刻的记忆，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杨振昆：我呢，是1978年调入云大的。所以张文勋老师是我的恩师，张文勋老师为了去调我，到市政府到市委去调我，跑了三次，他们不放我，从年头一直把我卡到年尾，11月份才回到了云大。张文勋老师我很感谢他，因为实际上在那个革委会到市委宣传部那些日子，我觉得我不适合政府机关的工作。如果你叫我讲到新闻的时候，我是非常热爱的，但是它里面的人事斗争、一些矛盾我就适应不了。所以我1978年就回到了云大。但是市委有的朋友还说你怎么那么傻，人家可能要把你作为接班人的，当市委宣传部部长之类的接班人的，你怎么就回来了。我说没有当官的心情，就回来了。那么我选择了云大，这也是很正确的选择。我一进云大就没有当助教，因为我原来的经历就当了讲师。到了1985年，就评了副教授，也是在那个时候有职称以后，是最年轻的副教授。到了1992年又评了正教授，当年也算最年轻的正教授。当时可能也已经是50岁了。哪里像现在这些二三十岁都是一个教授，都是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的教授是真正有成果的，不是那个时候也没有学位。所以不是把毕业生、博士、博士后是看你的成果的。我当时是因为四本书才评为教授的。这个呢，我觉得到云大以后是一个能宁静地读书，做学问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环境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也非常珍视它的环境。因为张文勋老师当了系主任，他要有帮手，就让我当，就是秘书，主管科研，有时候教学也管。张文勋老师就让我主管一些，所以我接触老师也就比较多。我觉得有些老师的话，可以说都很有成就，在学生中影响都很好。我认为努力学习这些老师他们的优良品质，那么也努力把自己的学科整好。因为当时我呢，我是讲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文学这个学科以前是没有的，我们1980年代，这个学科在上世纪1980年代才开始研究的，那我们从自编讲稿到编了文学史。但是李从宗老师是，他是后来的系主任，李从宗老师，他是主编，我是副主编，编了《新中国文学发展史》，后来呢，我又和这个华中师大的校长，这个王庆生先生，合编的这个《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教出版社。现在很多学校还在用这本书，中国当代文学史，高教出版社，就是高教部推荐的用书《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么我广编文学史、编文学作品选，这个都编了一些，那么我在讲课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努力在备课，讲课呢，也讲的我自己也感动。你比如讲到当代文学的伤痕文学啊、改革文学啊，到开放文学啊之类的，我每个阶段都有代表作家，同学都很喜欢。我讲课呢，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是让他们只知道一点内容。你讲两篇课文，你说对他们毕业以后，这节课我有什么用处？关键在于训练他们的思维方法。你比如我给他们看一篇课文的话，应该怎么来分析这个课，作者创作的动机和他的背景。然后我们从这样子来思考，教会他们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对于学生来说是一辈子都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这些在现在的教学当中我觉得是应该提倡的。我觉得有的老师就把他们的博士生的导师的东西，博士后的东西或者自己写的几篇论文念念给大家听听，我觉得太有问题了，这对老师对学生来说，除了吓唬一下学生，是我发表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教给学生他的思维方式。这是我当老师以后，我觉得可以说的我的观点，所以学生跟我的关系很好，直到现在学生请我参加yl6809永利官网同学群，几个群都是要我参加在里面，就是微信群都是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教学的评价就是能够打动他，能给他们启发，我觉得这也是我很满足的地方。这是我那个时候一个是教过了这个，我开了一个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开了诗歌研究，就诗歌的理论怎么创作，怎么看待诗歌，诗歌的真善美，诗歌的本质是什么，讲这些内容。这个，还有个选修课就是诗歌研究，那么还开过一些讲座了，开过一些讲座，诗歌研究。那么这是我那个时候。到了后来的话，我1991年还是92年当了系副主任。到了1997年，当时学校要我当人永利的院长，组织部还跟我说要解决我的厅级干部待遇，应该说我是校级干部的候选人，但是最后我都说我不干了，连系主任我都不干了，后来的话党委的这个组织部长来找我做工作。后来没办法，学校领导找我做工作。我就去住院，打了一个证明，就是说是一身都是病，所以我说我不能，我身体不好就辞职了。辞掉之后就当个教授，只当个教授。然后可以说自己在学业上、学术上有所发展了，也是在后面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说，没当系主任以后。所以我先后的话，这个，写作的专著和主编的书籍那么大概将近20万收录。有影响的是文学史，还有我的几本专著也是编订文学启示录，云南的作家的评论，还有一本是《我生在月圆的时分》，这是一个文学作品自选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本叙事长诗。我采访的，叙事长诗，就是“三下乡”。写这个“三下乡”是因为我带着学生去搞了农村调查，回来的一部书。另外呢，我后来就专门研究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我从1991年开始研究，到了现在都还在一直做的研究。我收集了，这个世界各国去开会，然后一箱一箱地背回来，差不多可能将近，将近一万册书，就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室，原来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室，是当年，1991年的时候，后来的话2015年学校重视这个事情，就要提升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但是后来呢，学校也，这个校长找他们谈了几次，大概5次吧。就像王卫东院长当时写了几个报告，后来校长问你们要多少资金来启动，王卫东大着胆子写了个40万，校长说，60万，给你们60万，到后来、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然后带着同学去搞研究都是我自己拿钱，给同学的生活费也是我自己给他，就这样子过来的。所以我从中国当代文学到了世界文学这条路实际上是顺着走过来的。那么，可以说，你们忽略了在中文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学科，就是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当年是，就是张文勋老师的古典文学理论、文艺理论。还有几个老师是搞文艺理论的，郑谦老师，还有什么，就是到了社科院的。后来的这些人，那么我们再说了，同事这些再说了。但是这个可能有不同的就是古典文艺理论。张文勋老师，作为学界的泰斗，一直到现在的话，他出了很多的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和我的友谊感情也是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师生关系，都是这样。我想到就是在，我在学校当中的话，实际上就没有过去那些日子，生动的事情很难说得出来，最生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带着学生去景谷搞民族文学调查。景谷搞民族文学调查，带着1989年1988年的大概将近20个同学到景谷去调查。是社科院出的钱。他们聘请我带着去调查的，我们就放假的时候去了。景谷那个地方它是民族文学很深厚的。那个时候，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大概70多万字的资料是我带回来的，都是我带回来的，都是用笔写下来的，70多万字的资料。我每天都把学生带到那个山上。那个山上他们有一些就是说，他们是傣族的那种，他们的宗教人员，他们记得很多的史诗。就到山上去，他们住的地方去谈了，谈了以后到晚上就给大家带回到学校的县上的招待所住。那么我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很难得的接触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太丰富，色彩也很丰富。你比如说，有一部书我们叫做《灵彩》，实际上是爱情诗。男的对女的说你就像天空飘下的雨点，点点滴滴要落在花心上。你要走要留，要像大象一样，稳稳当当。觉得很好的。那一段时间有一个民族文学的陶冶，对我来说也是很难得的这种人生经历。那段其实都，但是后来是不整理，所以我就交到了社科院，因为我们的成果很丰富，但是他们只是到，已经不见了，我就私自做，天天带着他们的瓶颈来到了西双版纳去玩了几天，然后回来后来他们你们收集，收集这些那么多材料去玩是应该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人生当中在大学的生活当中是很平静的，是难以忘怀的，这次调查是难以忘怀的。另外呢，因为我呢我觉得有些时候和老师的接触，因为从当系主任助理，当科研秘书，然后到当系主任，当副系主任了。接触老师们确实很多，但是我当系主任呢，那个时候是应该学校的经费很困难的时候，哪里像现在，现在是写一篇论文都可以得几万块，甚至《新华文摘》一下可以得30万的这样子。没有这样的经费，我那个时候我搞一个东南亚文学的话，申请到了1万的中华社科基金，就是1万块钱。那1万块钱我出了一本叫做《东南亚华文文学论》，还召开了一个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大会的话，是我在省政府要了10万块钱，然后玉溪的话，玉溪地委书记跟我关系很好，他支持我开这个会。世界华文文学会是第7届，1994年开的。开这个会很隆重，200人，200左右这样的会。那个是省委领导出席的会议，然后呢，这个会的话，直到现在世界华文文学会这个会议，领导会已经开了18届。我是第7届，但是大家都还说只有杨老师开的一次是我们最难忘的空前绝后的会。因为那次会议的话是一些地方他们安排得很好，安排在红塔的那个别墅，就是一个叫做红塔山庄、避暑山庄。在这山庄里面，笔架山庄。在笔架山庄，还有就在抚仙湖边。一个代表一看，开这个会怎么可能到这样好的地方开？但现在是拆掉了，因为离抚仙湖近就拆掉。然后我们还会在在玉溪在抚仙湖开一个会。然后到了澄江，江川。江川不是有个帽天山，江川帽天山，就去江川帽天山，去采访江川的生物大爆发，然后又到了昆明，昆明是结束会议，开着车走，警车开道，一直从澄江到，从玉溪从澄江抚仙湖边到江川到玉溪到楚雄到大理，大理又返回来，警车开道一路，然后说杨老师你这个本事大，开这个会这样子。大家都很难忘，包括大理，他们也有这样的记忆，大理他是这样，要听懂他们宣传部，但是实际上是说，我从这个省政府要了10万块钱，得到了普朝和玉溪地委全力支持。这是我搞的经历可能有点走火了。

采访者：您在咱们中文系任教多年，当过教授，硕士生导师，然后系主任，就想请问您有没有哪位学生是您至今都记忆深刻的？

杨振昆：学生啊，我觉得记忆深刻的，要说哪一个的话也很难说。但是我呢，后来的话，我就发现了中文系学生当官的不少，所以我要去办什么事情的时候，比如到市革委啊，到市政府，到省政府，我觉得我记不住学生，但是我走出来，杨老师来了，站起来，杨老师就这样子。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很多很好的都在报社、出版社。所以呢，对于我们系的老师的话，他们的作品的发表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官的我觉得很支持很重视的。我也不好说哪个，哪个学生，有的学生关系很好的，你像杨崇勇，现在已经是判无期了，无期徒刑。他是从云大中文系毕业以后，后来当这个宜良的县委书记，后来一路高升到了昆明市的市委书记，然后到了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在那里贪污两个多亿。你说我觉得看学生的这种感情的话，我到宜良的话他都要看我的，因为他这个中秋节还带着板栗和核桃的那些宜良的土产来我家看我，不单看我也看其他老师，所以有的学生是很好的。那么至于说，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的，我觉得还多。一是要说很突出的，我觉得有一个人叫做吴建林。他是深圳的，深圳的特区报的编辑部主任，他还特别邀请了我和这个，这个古明清老师，就是研究生处的处长，后来是当老教授协会的秘书长。到了深圳，他帮我们安排在最好的酒店，我说何必安排那么好的酒店。他说不怕，他说我这里都是靠我的关系的，不用钱的，都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带着我们到处玩。这种就是印象深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觉得可以说，同学跟我的关系都很好的，就像我说到哪里去办事，他一下子就像想起杨老师的，这很好。我呢，我觉得的话，师生的关系啊也应该是朋友关系，朋友关系会更长久，那些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些都是过去的一些说法了，不能这样子，其实现在学生比我，比老师还厉害了。我举个例子，我的一个研究生，这个可以说关系最亲密的叫李践，李践呢，可能你们年轻你们不知道，他原来是云南省的最有名的公司，叫风驰传媒广告公司。那么我退休以后就请我当了，当他的副总裁，让一个教授去当副总裁，当时其他一些人都觉得好像怎么可能，这个就是，我又不懂，但是我是跟他处的最长久的，直到现在。现在他是到了，我们这个风驰传媒的话被李嘉诚先生收购，在2000年被收购。我在里头当副总裁，后来到了李嘉诚现在成立汤姆户外传媒集团，户外传媒集团，让我和李践组织收购组，在全国收购了16个公司，就成立了汤姆户外传媒集团。李践的话，他是我们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李践是总裁，我是副总裁，所以在云大，云大的校友会，就把他请来做校友会的，现在在上海校友会当这个会长，上海的云大校友会会长。他现在的话已经预告要上市了。离开了汤姆集团以后，他组建的就是行动成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正式在上交所上市，21号就敲钟。他邀请我到上海去参加他的敲钟典礼。他呢，对我来说应该说，我们的关系，超过了师生的关系，他对我的尊重，我觉得我也很感动的。后来我们俩分手了，我没有在他的行动成功去讨论，但他们开大会都去邀请我去，去的时候他都是“今天非常荣幸把我的硕士生导师杨振昆老师请来参加会议”，五六百人的大会全体站起来鼓掌，叫我亮相，我都觉得有点尴尬。他讲，讲今天我要讲的6个字，感恩啊，首先就讲两个字感恩，我首先感谢我的老师，没有我的老师，没有我的今天。这就说得很过了，有点过了。我儿子从加拿大毕业回来以后，加拿大毕业回来以后他就邀请我们家吃饭。那个时候我还在上海汤姆集团当副总裁，吃饭。他先离开了，他就说那个你不要去找工作了，你爸爸帮助我成功，我也帮助你成功，就到他的，他的集团，当时他的集团啊，他的行动成功集团，一下子就当了总监，后来当了副总裁。后来他离开了，他离开是因为他又选择其他行业，到了其他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们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那么他上市我们表示祝贺祝贺，但是去敲钟可能去不了了。那如果能够上市的话，他做的那个企业，虽然我也做了一个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但是没有他那样的就是辉煌，他那个，那个融资率很高的，他就是4月21号敲钟。最亲密的学生可能是他吧。

在做系主任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是值得讲一下的。那个时候办学经费很少，办学经费很少。我大概是一年的话，一学期的话就只有30多万，经费很少。后来的话为了让老师们出书，为了就是改善老师的条件，我申请到的就是搞自学考试的组织的单位。原来的单位是文学，中文学科的自学考试的组织，后来因为我上一届的这个领导，他们可以说搞不好就不负责任，不想搞，就被省委教委的话，省教育厅撤销掉了我们的组织单位。这对一个学校，一个云大最高学府的中文系不主持，不能组织中文学科，这是很那种……但是是上一届人的他们那种的情况。在我这一届的话，我为了把这个事走走过来，中文系的学科背景这个给了师大，所以我就开始重新申报，申报了新闻学科的组织，自学考试自学组织新闻学，才跟省委办公厅联合办了艺术学科的这个自学考试的组织单位。这是两个学科了，新闻学科和艺术学科，这样子，我们有了这个权利，学科在学界的地位就提高了，地位提高了，然后这两科都可以搞这个辅导，我们就发行辅导材料，另外组织老师到各地州去讲课，讲课呢有一点收费，还有这个自学考试收费，还有辅导材料的收费，这样子我们经费就一下子很富裕了。那么我们办公室的老师，说收那些汇款单收了害怕，怎么会那么多是吧？你看，各地来的汇款单的就是要我们的辅导材料的，另外又到各地老师去，我也带着大家去下去辅导，辅导讲座。那么收到的钱的话，可能上百万吧。那么一年有上百万的经费，那么学校给我们三十六万，但我上交给学校48万。所以有一次的这个当时王学仁还当校长的时候，在全校的中层干部大会上就表扬了我们，这是他们中文系老师他们搞自学考试，他们自己创收，还比我们给他的经费还多，大家向他们学习。那个时候啊，开始搞创收的时候，现在不搞了，现在也不提倡，因为经费充足，但是那个时候我创收以后呢，可以说一个，老师可以出书，我来出钱，我们出钱把它印了。那个时候我在任上的时候，他大概出了90多本书。还有呢就是，当时学校买房子，买房子的话我买了10套房子，学校的房子，因为学校的房子就他就是你们要多的房子，你们自己要出钱出一部分钱，我们出了一部分钱，然后就是大概一套当时才2万块不到，然后买了10套20万，然后学校的，我们老师的住所就一下子都很缓解了，就很好了。这个老师可以搬到新房子，旧房腾出来给其他老师，就整个住所都很好，就可以缓解了。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系在学校也好，在教委的影响也增加了。国家教委的话，他们把全国重点大学中文系的会议就交给我来主持召开。我召开了就是全国重点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会议。那个会议大家开得非常的高兴。北京大学孙女士、老教授孙女士，还唱起民间小调来，唱起民间小调。还有很多人很难忘的，大家一起在，在我们云大这里开了会，然后又也组织了到大理去旅游，还写了一本书叫《大理行》，我主编的就是他们的文章，都是很多有名的系主任的集中之旅。所以我呢，可以说，国家教委他们高教司的司长。后来我离开学校以后，退休以后，来到昆明，到学校他也问我能不能找到我，想见见我。因为我呢，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是又一件事，一个是自学考试，一个就是全国重点大学会议在这里召开，这也是奠定了中文系的地位。所以老师们评价说，云大中文系最辉煌的两个时期，一个是张文勋老师主持的时候，有很多老教授，第二个就是我主持的这一段时间，出了很多成果。这就是我当了系主任以后，我觉得应该说我可以无愧于心做了这样的一些事。那么我想在学校这一段的话，我觉得一个给了我很好的学术研究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我当系主任的话，我可以说做了一定的工作是吧？就是这样。

采访者：我们了解到从1962年的时候，您开始发表了作品，然后先后出版了《我生在月圆的时分》《红土地恋歌》等作品，并且在1992年的时候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实际上写作的话，一直也是中文系学生的一个难点与重点。所以作为一位作家，您有什么好的建议能够给到我们中文系的学子吗？

杨振昆：我觉得中文系，除了学习文学理论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文学本身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写作，是吧？但是我们老师自己不写作，也没有发表过作品来讲写作，有时候就好像有点尴尬了，是吧？所以我觉得教写作、讲写作的老师也能够写作就好了。包括我是当代文学的老师，那么我了解当代文学，我自己也在做文学节，有自己的活动那就很好了。那么写作呢，实际上是中文系的学生能够除去工作的最重要的能力。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看你写作，是吧？你想听我今天跟你们说，他们想要个秘书，也就是要写作，是吧？那么写作我觉得对中文系的学生很重要。对于老师来说的话，我们教这个东西，学写作的课，让我觉得要有更多的有写作实践的老师。也有写作实践的老师的话，教起来的课就会好一些。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要鼓励学生写作，这一点我觉得我想不通的，我到中文系来我就想当作家，我小时候就开始做当作家当新闻记者的梦，在小学时候就开始，到中学时候老师又一直评一评作文，都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来练，就更鼓励我写作的欲望，所以我一直非常热爱写作。但是我进大学来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班主任第一次训话的时候就说我们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我们是培养文艺理论的工作者，文学史的研究者的，不是培养出来，一头一根闷棍就打到头上。学写作品好像是偏科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要鼓励学生。其实在云大的话，你看，学生办的刊物对他们的成长非常好的。几个文学社都请了我做他们的顾问。一个是这个银杏文学社。银杏文学社，像于坚他们都是银杏文学社，创办银杏文学社开始，都请我做他们的顾问。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于坚他们就是在学校，他们能够专心写作，成为有名的诗人是吧？还有就是我觉得是于坚嘛，就是银杏文学社，这个文学社很活跃的，都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活动，和他们一起朗诵诗歌、讨论文章，帮他们修改文章，就是评刊，评他们的刊物之类的，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个支持，对学生的成长是有点底。现在不知道银杏还在不在？

采访者：在。

杨老师：社长是谁知道吧？

采访者：现在的指导老师是李海英老师。

杨振昆：李海英我也不认识。

我觉得这样子就是鼓励写作，教他们写作，我觉得非常重要。写作课我觉得还是一个重要的课程。老师一定要，要是本身是能写作的老师，能写作而且能有理论认识的老师。你像我，我觉得我如果去教写作课，我也很高兴的，因为我自己在很早就发表作品，学生时候就发表作品，我有很多切身的经验。你看现在看的诗歌的诗坛很混乱的情况下，我写的评论叫是《诗歌的创作意识和风格追求》，就对当前的诗歌的混乱现象进行了一种批评和分析。就是去年的9月份在《文艺报》上登的。我觉得，要写作的话，不单是写这个文学创作，写作呢还要写其他的理论的，搞文学评论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创作以外还有个评论，评论以外的话，我觉得写作还要有各种多样的应用性的写作。你说现在你叫我写个调查报告很容易，不要说现在了，就以前我在市委的那个位置上给领导写报告，写新闻报道，写什么，我写了很多的，很多公文类的写作都包括在里面。这个是我觉得写作课作为文学的一些作用外，我觉得还有公文的写作、新闻的写作都是很重要的。就是学生将来可以以此为生的重要的能力，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采访者：好，老师刚才您在写作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建议，那我们知道除了写作之外，阅读也是我们中文系学生必备的一项技能，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下能够真正静下心来阅读人其实并不多，那请问您是怎么看待阅读在这个时代的生存空间，或者说您在阅读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

杨振昆：阅读的话，我觉得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系统的阅读。系统的阅读，像张文勋老师他们一代的学者，他对古代的那些典籍，你包括搞个《文心雕龙》，都是那个逐字逐句的阅读，把他们新的有影响的论著，这是一种阅读，一本书的研究性的阅读。另外对一个领域的系统性的阅读，你比如我们搞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发展史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作品阅读，一个系统的阅读啊。另外一种呢，我觉得要提倡的就是速读啊。这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和学校的观念是相背离的，但是我在社会实践中他觉得感觉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速读的话，比如人家要看十天半夜的，我可能一天看掉，人家要一个星期看掉我两个小时就可以看掉了。速读的话，在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傻乎乎的抱着一本书的，老师说了我要读，读这个外国文学的，默默的就抱着去读的，古典文学的都没有读。或者那些在以前的中学时代的话，有些古典文学著作就已经开始读过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知识爆炸时代需要学会速读。速读的话他实际上在看书的时候，不是一行一行的看，可能是一目十行的看，捕捉他的观点，他的论语论据，一目十行的话，然后你感兴趣的你就仔细看，不感兴趣就很快的放开看看。速读的话，我觉得就是，在我的经历当中，我觉得对我也很有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我搞了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为什么在这个领域我都一下就会找问题、知识呢是吧？我当广告人，我当企业家，怎么办，办企业，我当政府公务员是吧？我当新闻记者，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速读很重要，速读很重要，就是能够，你像这个李践，你们可能不知道，你们在网络上查一下，因为我在百度上他们那么多年没有更新，实际上你查到那个资料是，可以说这是很少的一部分。李践，他是，现在他的行动成功教育集团。他现在是现在中国最有名的管理培训的老师啊，最有名的。他就靠讲课都可以，一年可以挣上亿的，你像这样的讲师，他的讲课是不可替代的。然后我现在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到哪里，当然一听是人家说是李健的老师，大家都肃然起敬，说是老师的老师，太老师。说是这样，实际上我觉得他还有很多知识，师生可以教学相长啊，不是谁就一定当谁的老师的，他就是在速读。我去他家里面，他家是阁楼式，小阁楼式，一层阁楼就是他的这个书房，书房以外，他写的书都是编的，对，笔记的编了号的就编的号的，然后他这一本一本的夹子就是他读书的一些，他都可以有一套方法，所以他写的书，可以说他很，很这个，很这个，这个超越了很多的这种他们的知识，学究式的老师，也超越了一些就是好像很有知识的广告人、编辑、记者，为什么呢？他在速读。相当的。他当时是广告在中国开展的时候，他是92年创造的，创造了风驰公司的。我一进去当副总裁，呃到了后来的话，这个他的是，那个时候就是一捆一捆的，从国外买来的广告书吧，中文的，但他的外语可能还没到读书那阶段。中文的什么一捆捆拉回来。就在别人之前他已经超前地就是读了，然后讲给别人，就给别人也说不了，他都走在最前面，这个是读书的方法。我觉得读书的方法对于人们来说，对于你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采访者：谢谢老师，您在写作和阅读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多建议，那我们也了解到您在1997年的时候辞去了云大中文系主任一职，毅然下海出任了昆明风驰广告公司的副总裁一职，从一个作者、学者变成了广告人和企业家，那么我们也知道职业生涯规划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我们这些同学的痛点，然后尤其是到了大三和大四之后，是考研还是就业，就业又要怎么去选择一个单位，这些对我们来说我们都是很迷茫的。那么想请您谈谈您是如何进行自己的一种职业规划的，我们又应该怎么去确定自己的一个职业选择呢？

杨振昆：这一点呢，我说可能会有点犯忌了。学校可能把我这种人的话可能是作为另类的，像大家就对他有钱了，他当了那什么了，可能会这样子，但是他们就不知道我在这里得到的很多的好处。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跨界不是坏事，跨界你得到的知识很多的。另外是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那么实际上你做多种工作也胜过你读多种书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为了实用来读书，读书就更下功夫了。我们现在是作为打基础的时代，打基础时大家也不要迷茫，该学的就学，但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职业的目标：将来我想干什么，将来我想干什么？中文系的选择范围应该是很广的，因为哪个行业都需要写作，需要一个资料，需要搞这个，这个编辑这样都需要，但是说窄呢也很窄的，为什么呢？你除了写作以外的专业知识很少，是吧？除了文学的知识以外，你就很少有专业知识。你说我这个下海的话都是从开始学起的，一下子把我推到副总裁的位置，但是我都在从开始学，学习广告，广告策划。广告策划我后来评为中国十大传媒策划专家，而且把这个公司搞的上市了，在香港上市，我这个在户外广告界影响也比较大，就评选为中国推动户外广告发展的功勋人物。这广告人大会我评为“中国杰出广告人”，大概在2002年的时候评为“杰出广告人”，我办的企业评为“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所以这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在广告生涯当中，广告的策划案，也有不少获得金奖，最高的获得的“金长城”，“金长城”奖就是中国最高的奖项，广告协会最高奖，所以我被聘请为广告协会他们的讲师，讲课的，发给了我有关的表彰的东西，就是我们大会上在广告节请我去做演讲，讲了很多场，广告节大会上演讲。所以我呢，我就是觉得，人在求职的路上，不要拒绝信息，不要拒绝知识，你可以去拒绝亲戚、朋友、同学、老师，但你不要拒绝信息，一些现在的信息很多的，你说马云就是因为一个互联网的信息，1995年他到国外去，就看到了互联网，就这样子就成了马云了，是吧？那么还有其他的人都是这样，就是他没有拒绝性。他觉得这是对社会有好处的，这对于发展未来前卫性的东西，他们就去搞了，是吧？并不是说他学的就是这个专业，不是这样的。专业只是给你一个基础，但是你的未来的选择是多样的，创业也好，你跨行业也好。那么你要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的话，你就要配备你应该有的能力。这个能力的话，其实我觉得除了写作的能力以外，就是还有我说的思维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还有就是，就是洞察社会，洞察人生、洞察社会，还有就是这个捕捉最前卫的信息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些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们不要着急，也不要焦急，因为现在你们读书，但是读书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你选择什么样的人做你的榜样，是吧？现在大家都选择了就是读博士、博士后，将来找个工作找个饭碗这样的路子。这样的路子实际上是，不一定是你的最好选择。花了那么多时间，我说我读出来的话都二十七八岁了，找对象都困难那个时候，这是当然开玩笑。有的很多博士生，你像那个很可笑的一个博士被一个农妇把他骗了卖掉。你说这种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我毫不客气地说，很多博士老师他们很自我的、很自以为是的，但是他们很多都是书呆子啊，都是师傅带着，我请过博士生在我们公司讲课的，哎呀，他们讲的你书本上半个小时，他们讲的和实践是两回事。我感觉现在的老师都是拿着书这样念着，就这样念的老师，我也不敢更多的批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出格的老师，所以格内的老师我也就不愿意更多的评价。但是我觉得你们要清醒，要走什么路学什么，将来会怎么样，所以不妨都要涉猎广一点。现在这个信息时代，你一个手机就可以看天下事，但不是一般的浏览，你要感兴趣，我的目标将来是要走到什么，我就在这里面就找寻我需要看的东西是吧？我从这个2010年、2012年就退休，从董事长的岗位上退休回来后，又回到了昆明的话，我首先就选择的是什么呢？选择的是幸福学。我本来是可以搞创作的，我可以创作小说啊诗歌啊，我都发表过。小说我80年代我的《刘医生外传》，大概是85年吧，就在这个《小说选刊》上登的。我写的散文在《散文选刊》的，诗歌在《诗歌选刊》等等。我写这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选择幸福学？因为什么呢？中国的幸福指数太低，中国大家的幸福指数低，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生活在幸福中，不知道幸福，这是一种理解。另外一个呢，还有人不知道怎么来实现幸福，他就是怎么来改变自己身上。所以我才觉得这个是可以研究幸福的。幸福学的话，又是时代所需要的。你说我现在写的是写的这个书是可以卖上万册的，但不是为卖了，但是小说出版一点1000册，就悄悄地送给你送给我，而且一丢，看的也很少看。但是除了有名的小说，有名的诗歌，有些诗歌你虽然有名也看看，也无法看的是。我们省的某个著名诗人写的，澜沧江上面是哪个江哪个江哪个江，这个都是鲁迅文学奖、鲁迅诗歌奖。开玩笑这些都是，乱搞都是。这叫什么诗？还有的诗是现代诗，我把我的楼梯，脑袋切下来，当皮球一样踢着走，脑袋什么。看看还有一个诗刊的副主编，我在我的论文里面都批评了他，诗刊副主编叫商镇的，他那个诗叫什么？我桌子上放着一个核桃，放着一个核桃。问题是我想不想吃它。我现在不想吃它，如果我想吃它的话，一锤把它磕烂，我就吃掉了。这是什么诗啊？诗刊的副主编，老天爷他妈的，真的都要骂粗话的，为什么呢？不要受那些影响，那些潮流的，没有真善美就没有真的文学，诗歌也是这样。诗歌是情嘛，诗歌是情，诗歌是自我的一种感情的表达，所以我觉得不要学那些。另外的话就是，这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从这个就业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要看成功的人士，他们怎么成功的。看咱们真实的人生，有很多都经过很多挫折的时候，但是你有的时候选人选对了，就对了。你说李践他请我去，辞掉系主任就是为了到他那去，他能看中我，我就觉得就到那边上副总裁了。学校后来，这个学校当时领导一起吃饭的时候，就是我说对不起了，你们还在为教育行业里面这个做贡献，我呢我要到企业里面去。他说杨老师，我们是以你为骄傲，为什么呢？你竖起那杆旗帜，就是说教授是可以在企业里面拼搏的，可以起到作用的。很多知识界的人下海都被淹死了，包括我们文学界这些人都是下海，到后来都搞不成。后来我到李践企业之前，他请过几个也是教授级的，都是搞不成就走了。我和他到现在为止我们相处，20 来年了，都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选择我觉得不一定是终极选择，要学会跳槽，为什么呢？我觉得你有本事了以后啊，你本来在这个位置上先干着，看那个位置高了，他到那边去同时去应聘，就辞职就到那边去了。你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这是这样。我的儿子原来在李践当副总裁，后来他跳槽，他觉得是要搞大数据，又和人合伙成立一个公司搞大数据，后来他又跳到了这个英国的渣打银行，现在年薪百万啊。就是一个一个人不要想着你要吊死在一个位置上。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的，我们实际上没办法，你是分配工作以后你没法走的，你没有职业。现在就是要学会跳槽。另外现在你们就可以关注未来的人生，看一眼成功的人士。我觉得这样子对你们来说，我们不单单是一个采访，我们是谈心，可能有些老师会觉得讲这些可能不太恰当，对你会动摇军心，是不是？但是我觉得从我的人生来看，我就感觉到是选择决定人生，所以我有一本书叫《学会选择，学会放弃》，在我幸福学的八本当中。幸福学的八本当中第一本叫《幸福营造》，幸福的经营和创造。第二本就是这个《学会选择，学会放弃》，这两本都是出，出2万册书的。然后就是《女人幸福学》《女人幸福锦囊》，还有一个《建筑幸福学》，建筑这个领域搞得很乱，《建筑幸福学》。现在三本书到出版社要出的就是，一个是《企业幸福学》，一个是《社区幸福学》，还有一个《老年幸福学》，三本书。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呢，我自己感觉到我没有辜负，我觉得几十年，现在快，已经快80岁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也是，我42年出生的，快80岁了，所以我觉得人生呢也就是，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像这个苏联的这个作家说的，就是你自己没遗憾，我的人生的这些时光没有随意把我杀掉，我到时候说在每一个阶段我都有所得，哪怕是痛苦的时光都有所得。这个是，我在市革委那个时候派性很严重，因为我的写作很突出，我们很多人都在背后整我，有的和无的都诬陷我，但是我管他，我将来走的脚印你踩不到的，我并没有时间和你们去较劲，是吧？但是呢现在看来，走到我这个位置，这个地位的，很少有，所以我呢，我就是在学校的话，可能会说谁是成了什么专制化之类的，我搞到社会学去了，搞教育学习，搞幸福学，但幸福学恰是社会需要的，是吧？提高大家的幸福，是提高国家的幸福指数。另外呢，是习近平号召的中国梦的最终的就是为了人民幸福，对吧？中国共产党初心也是，为人民幸福，重点也是为人民幸福，所以我觉得搞这个幸福学恰恰是有很多人会看到，我虽然是有些领域是我开拓的领域，因为是建筑幸福学，我们没有人写过建筑和幸福怎么联系，我的建筑幸福学，但是我觉得只要是在社会上留着就都有价值的。而且很多文学书的话呢，可能被垃圾丢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采访者：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分享的您的经历，还有您给了我们很多很宝贵的建议。在采访的最后，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留给云大中文系的？

杨振昆：我觉得中文系的话，他们的负担太重了。你看，一个一级学科，8个博士点，11个硕士点，总共就是40来个人了，是不是40多个人。他们的负担太重了，这样子，这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够在编制上解决一点，然后让大家换口气，这是一个。而且他们的负担太重，这是一个。包括领导你比如像李森啊，王卫东啊他们都是有成就的，他们都还搞行政工作，太沉重。我那个时候，我就老师能够教上三门课的人就不错了，一星期能够上5节课的人就觉得不错，在我这里。这是一个。我觉得要减轻大家的负担，减轻负担才有创造。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靠那种学术和金钱的指挥棒。让老师们去走他们的路。现在说一篇论文在新华社如果摘了，就可以奖励30万，开玩笑，现在可以奖励8万，在那里发一条又是多少，就都是这样。这个钱的话，引导老师们就是为了金钱写作，不一定是学术了，有经验，学术有的时候他并不在乎这些。他觉得自己喜欢他才做这个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导向的话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老师们要清醒的，就是他们的这样做也会影响到学生。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觉得要有一些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的一些方法和措施，要给他们搭建相关的平台，让他们能够参加这些平台。你比如说这个网络的这个主持，网络的采访，网红的，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我就当个网红为什么不可以？不影响课程这样子。不过这里说到这里面呢，我和其他的老师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像我这个年纪的老师还能够开汽车，还能够打电脑，打电脑还不是一般的打电脑，而且我还可以做PPT，还可以就是开腾讯会议，大家开腾讯会议。还可以就是把我在网络上写的东西，在电脑上写的搬到了手机，把手机上的搬到网络上，是吧？可以这个做很多事，我都是。我觉得都是，我觉得这个老师像我这样的年纪的老师，可能没有第二个人。我知道有的人现在写作都是靠笔写作的。电脑太好了，电脑太好了，手机也很好。我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八本书，是电脑起了重要作用，是吧？它收集资料，大量的资料，是因为幸福的话，大家幸福的状态是个什么状态，怎么分析这个状态，这状态怎么来解决他们的苦恼，怎么样提升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人生应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