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求学初心，担育人责任

                                                                           ——杜东枝教授访谈录

杜东枝，教授。曾任中学团委书记和云南省大学生联合会主席，中文系副主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

采访者：杜老师，请谈一谈您年轻时的求学经历？

杜东枝：我的名字是杜东枝，东枝，就是“东枝向阳早逢春”的意思，我可以说有三个籍贯，杭州，湖北秭归县，昆明，秭归是屈原和王昭君的故乡。我自小就喜爱文学，很小就能够背诗，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的作文就受到了老师的表扬，直到我高中毕业，老师都常把我的作文作为示范作文挑出来。我比较喜欢文学，也没有赚钱的概念，就想当个文学家，中文系看来是所有学科当中最不能赚钱的专业，但我喜欢。53年至57年，我在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中学当团委书记，同时教政治和语文两门课。不过我希望能考入大学，对学术有贡献，我就去考大学。57年是全国高考的低潮，全国只招10万大学生。当时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我报了三个志愿：北大、山东大学、云大，北大当年没有名额，山大的名额也很少，我就进了云大。

我进云大的时候，刘文典先生已经没有授课了，但是他开了两次座谈会，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先生的风采，他当时年纪不算大，60多岁。还有张若名先生，周恩来总理在法国的同学，也是他的初恋，他到昆明去看张先生的时候，张先生就从楼梯上下去，喊着“恩来、恩来”，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叶德均先生，戏曲方面的权威，当时才40多岁。比较老的先生，当时的系主任刘尧民老师，他是自学成才，主要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段——先秦，这是我一生中听过最好的课程，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我们当时开设的课程，先秦文学史，然后两汉、魏晋、隋唐一段、宋元一段、明清一段，大概就是这样，上两汉这一段的是江逢僧老师，他是现在物理系有位教授的父亲。还有傅懋勉老师，他教我们唐宋这一段，他73年生病，医生没看出他是阑尾炎，给了他止痛药，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无法救治了。

大学四年，真正属于我们的时间只有两年，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搞劳动。有时候一个礼拜劳动四天，只能晚上点上蜡烛，在教室里看书，看到12点休息，白天继续劳动，晚上抢时间看书。那时候生活很艰苦，一天两顿稀饭一顿干饭，早点跟晚饭是红薯稀饭，午餐吃干饭。也没什么课外活动，我在团委当宣传部部长，需要配合劳动做宣传。

采访者：杜老师，在您的同学中有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吗？

杜东枝：我们班的同学在个人事业上都很有成就，像王蔚华，诗人，现在在贵州，写诗很有成绩，还有一些同学也当了干部。留在云大的学生，我记得有陶学良，后来调到民大去了。赵浩如，现在是书法家。

采访者：杜老师，您还记得您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吗？

杜东枝：当时中文系分了三个专业：古典文学、新闻、文艺理论。我那时候被分到了新闻专业，写的是新闻方面的，什么都不知道，只能自学。那时候的新闻媒体就是电台，云南日报，人民日报，春城晚报都是没有的，只能自学。

采访者：杜老师，大学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杜东枝：这四年，主要是在文学史方面，我从中国原始时期的文学到现当代文学的线索都理清了，熟读所有重要的书籍像《诗经》、《楚辞》等，对现当代文学也有一定的把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小说，这为我之后从作家作品研究转到文学理论研究创造了条件。搞理论，需要有大量的材料作为根据。另外，我还读过一些政治学心理学的书，学到了非常系统的文学史知识，这对我之后授课有很大影响，再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很多例子我能随口引用。

采访者：杜老师，您到中文系任教的时候，云大是什么样？

杜东枝：当时云大规模不算大，一个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另外大概有六个处，学生大概3000多人，现在就很多了，几十个处，将近两万多人吧。

采访者：杜老师，您初到中文系任教，中文系是怎样的？在您刚刚上课的时候，是否有老师指导过您？您到中文系期间，中文系都有些什么变化？

杜东枝：我到中文系上课的时候，中文系大概40多个老师，没有老师指导上课，我们当时有五六个教研室，古典文学教研室、外国文学和文艺理论教研室、语言教研室，还有写作教研室等，当时的教研室活动非常正规，我上课的时候，蒙树宏老师去听过课，他是我们外国文学教研室的主任，他去听我讲外国文学，讲《红与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外国文学研究也只限于一定的层次，不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我转到文艺理论。

我到云大的时候，最早给外语系的同学上西方文学，63年才给本系的同学上课。72年的时候，我又开始给工农兵学员上课，上文学理论和外国文学。72至76年，云大大概招了五六届工农兵学员，每班大概50多人，曹鹏志老师就是76年那批，80年毕业后他留在云大。之后77、78届都是最早正式招生的，我就给他们上课。

在中文系，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比如说盛作斌老师，他是我们云大原来的副校长，他读的北师大，是苏联专家培养，教外国文学，我们经常会一起讨论，他去年因病去世（采访时为2012年，2011年盛老师去世），还有郑月蓉老师，现在在民族大学上课。我们很少对教学进行探讨，因为两三个人就要负责一门课，教学负担很重，条件和现在不能比。

到我退休前，中文系的专业设置，多了一个新闻专业，后来变成了新闻系，虽然还是分好几个教研室，但活动很少，不像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每星期至少活动一次。

采访者：杜老师，在您的学生中，哪些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中是否有人传承您的学术研究？

杜东枝：很多学生都有印象，像段炳昌、王卫东都是我的学生，至于业务上继承的好像没什么人，曾经有过这个打算的，可后来各种原因没有形成。也是一个遗憾。

采访者：杜老师，您觉得您的研究与课程关系怎样？

杜东枝：我后来教的是文艺理论与美学,研究的也是文艺理论，教学与科研是完全一致。退休以后，我一直还在讲课，讲到2005年，讲了11年课，主要讲美学，发表的文章就是在这个讲稿基础上整理成论文和专著的，我的教学和研究是紧密结合的。

采访者：杜老师，您最值得骄傲的学术成果有哪些？

杜东枝：最能代表我学术成果的是《审美自由论》这本书，是我一生的精华，这是给研究生讲课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还有一本《实践美学原理》。在《审美自由论》里面，我对美学是什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审美关系的学问；对美的特点提出了看法——美的本质就是一种自由的形式，美是诉诸于感性的，它虽然是诉诸于感性形式的，但又包含深刻的理性，它不通过思维抽象概括，而是通过直觉来打动你，产生美感；第三点，在整个历史上，劳动异化后，美的本质是否产生改变，我论证以后说明，美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而具有另外一些新的特点，这是最重要的。

采访者：老师，如果有可能，您最想开展的研究是？

杜东枝：仍然是美学理论、美学研究。但是现在因为年龄关系，这个研究只能再做一年多时间。一年后，我就80岁了，以后就谈不上更近一步，能写出一两篇论文就不错了，该休息了。

采访者：杜老师，您教学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是什么？以及在工作中您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杜东枝：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一次，铃响，人就在教室，为人师表，无须约束，但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同学。工作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学生对我教学工作所给予的好评，对我的心灵是很大的安慰。

采访者：杜老师，您有什么值得传承的教学经验吗？

杜东枝：在学术上，这个经验很难说，在教学上，就是要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教什么，就研究什么，不要教学是一套，科研是另一套，浪费时间。

采访者：杜老师，您觉得高校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杜东枝：这些年，素质要求挺高，希望来到云大上课的老师在专业上朝着更高的境界前进，不要认为自己是博士博士后，出来以后就吃老本。学无止境，教书需要更加开拓，更加努力，不断钻研。这个社会安心读书教书不容易，各种诱惑太多，以前有“秀才落寞，下乡教学”这样的说法，希望这些老师能在诱惑面前保持一个作为教师的良好心态。

采访者：杜老师，您觉得中文系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杜东枝：学生，首先一条，观念上，不能认为学中文的就一定要搞文学这方面的事，搞宣传也是可以的。各种工作都会有动笔的时候，中文系的适应面很广，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能说能写，什么地方都需要能说能写的人，搞政治、宣传工作等，都要面临写出来，这是中文系的最大优势。中文系的学生不太难分配，社会的需求量很大，可以到电视台、报纸，各级宣传办等，适应面很广，不是只是要当作家、编辑、诗人，不仅这一条路。

采访者：请您对中文系的发展提一点建议。

杜东枝：学科建设，作为教学单位，必须是要学科齐备，古典文学、文学史、古代汉语，还有一些专题课这些方面，个个学科照顾到，但一定要形成一两个优势学科。既要照顾一般，但又要有一两个有特色的学科，常常是一两个有特色的教师带动整个系。中文系在今后五年之内的时间里培养一两个，两三个优秀的教师，带动一大片，就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大有开拓前景，且为云南所特有，只此一家。其他一些课程与全国相比，难度较大，重点就是中文系要有特色。

采访者：请您说几句寄语给中文系的学生。

杜东枝：只能说是希望，希望他们抵挡住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在保证自身生活较好的前提下，专心治学。